作为智库的美国总统科技咨询系统

　　一、美国总统科技咨询系统的演化
　　1. 美国科技政策的演化
　　美国早期的务实精神和联邦政体导致它的多元化、实用的科技体制和地方主导的教育体系为美国科技政策发挥重要影响，1865年美国政府设立国家科学院为非政府部门智库，主要是为联邦政府提供科技咨询，而宪法设立专利以鼓励科学与创新之后，激发了各联邦部门开展有关的科学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取得成功，大学开始重视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工业研究实验室开始取代爱迪生式的发明作坊，开启美国整合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创新模式。
　　2. 美国科学的崛起
　　美国科学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崛起，主要源于美国充分利用了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抓住新兴量子力学科学革命而一跃到科学前沿，同时二战期间如犹太流亡科学家也为美国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促使美国科学崛起的关键是内部结构的建设，加强大学科研机构的建设，强调竞争机制的大学管理体制，加强本土和留学生的科学人才培养，任人唯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日造成科技重创，而美国却受益匪浅，原子弹尤其是雷达为美国赢得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曼哈顿工程，是科技革命和美国现代化的标志，直接影响到美国战后科学发展的模式，促生了以科技、工业、军事组织结合为特征的和以国际科技交流为基础的大科学革命,导致国际科学美国化和美国科学国际化。即使是处于冷战对方的中国也受到了美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1300名左右留美科学家回国，带回了最新的美国科技进展。与此同时，在冷战时期，也呈现出美国科学的国际化和跨国化的趋势，尤其是通过吸引各国大量科技精英移民美国。究其根源就是政府的科技政策引导，同时也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推动科学国际化的举措有关。
　　二、PSAC作为科技咨询智库的主张
　　1. PSAC科学家的主张
　　PSAC科学家主张控制核军备竞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这些主张源自于他们对二战核武器的研制使用以及战后科技政策的省思，来自于他们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的思考，也出于他们多数身在大学的切身利益。
　　2. PSAC对科技与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
　　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科技与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可归纳为“技术怀疑论”。即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最重要的不是指出技术能够做什么，更多的是指出技术不能够做什么。科学不仅提供了技术发展的基础，更为评估限制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支撑点，在公共政策领域里，科学家与工程师的责任不只是对一个问题提供技术上的答案，而是要首先质疑这个问题提的是否恰当，是否有别的途径能更好的实现最终的目，也就是说，不只要关注手段，更要关注目的。科学代表的不只是实用的技能，更是一种建立在批判性思维和普适性基础上的科学文化。广义的技术理性不应只停留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技术层面上，而是把理性，把批判性思维贯彻到技术的目的和社会效应的分析上。
　　3. PSAC作为艾森豪威尔科技咨询智库的系列报告
　　艾森豪威尔时期，PSAC作为科技咨询智库在初期发布了一些系列有关国防、空间和科学政策的报告，包括皮奥瑞报告(Emanuel Piore)《加强美国科学》（Strengthening American Science）、《外空间引论》（Introduction to Outer Space）、杜布里奇报告(Lee DuBridge)《科学时代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Age of Science）、西博格报告(Glenn T. Seaborg) 《科学进步、大学，和联邦政府》（Scientific Progress, the Universiti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对美国科技和教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PSAC和国家科学院作为科技咨询智库的作用
　　1. 1960-70年代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1963年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标志着冷战的紧张与缓和，以加加林和阿波罗计划为标志的空间竞赛拉开帷幕，PSAC的西博格报告与创建几十个新兴一流大学的规划得到实施，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提醒人们环境问题的浮现。PSAC 1963年报告《农药的使用》支持了卡逊所敲响的环保警钟，1965的报告《恢复我们的环境质量》，第一次把全球变暖的问题提到联邦政策的层面上，并提出一系列方案来全面应对环境问题。越战激化政府与大学和科学共同体的矛盾，PSAC认为越战是用高新军事技术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失败。科技经费削减、卫星效应减弱、技术悲观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相继显现，尼克松1973年解散PSAC，而国家科学院领头呼吁重建总统科技咨询智库系统。
　　2. 1980-90年代
　　受爱德华·泰勒的影响，里根总统以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 “星球大战”)为主导，重振美国国防科工业。以前PSAC成员为首，美国科学家发起对SDI的批评与抵制运动，认其为用技术手段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又一例子。许多大学承诺不接受SDI资金，老布什总统任内冷战结束，白宫改善了与科学家的关系，重建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但科技政策受到共和党政府不干预市场理念的限制，在面对日本技术威胁时，未能充分利用联邦科技资源来促进民用技术的发展。克林顿任内，科技为经济服务，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生物科技的兴起，全球化，出现一个新技术乐观主义的高潮，大学与工业界建立密切联系。
　　3. 冷战后的科教政策
　　生物医学技术相对增长加快，联邦政府增加民用技术的激发,如超高速计算机的研制，科技开始为经济服务。个人计算机、网络、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使美国科技人才实现进一步国际化，大学科研经费从依赖联邦资助到多元，尤其是企业界的赞助。
　　4. 9/11后的反恐对科教政策的影响
　　反恐取代冷战成为科技政策的重点，2004年投入$70亿以防御生化核武器的攻击。公共卫生医疗系统尤其是应急通讯得到改善,伊拉克战争影响到科技投资，要求科技界拿出应付反抗分子的措施。9/11后签证紧缩一度引发大学理工科留学生与博士后短缺，后经科学家呼吁有改善。中印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联邦在科教尤其是纳米科技方面的投资。
　　四、奥巴马时期美国科技政策
　　1. 恢复科技政策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
　　奥巴马2008年大选中批评小布什政府压制科学，提出恢复科学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应有地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增加科教投资，受到科学共同体支持。奥巴马第一个任期主要推动洁能、节能技术，增加了科技投资，推动医疗保险改革成功，但党争日益激烈，气候变化政策推动遇挫。第二个任期党争仍然是科技政策主要障碍，但采取行政措施促进气候变化应对，2014年与中国达成关于减缓气候变化措施的双边协议，并促成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成功签署。
　　2. 美国科技政策和咨询智库体制
　　美国总统科技顾问系统是美国科技战略咨询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美国多元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影响，行政部门占主导地位，但受国会和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和牵制。美国的科技咨询智库模式呈现出多元、深入、广阔、专业性强、相对独立、公开透明的特点。美国民主制度运作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成效取决于总统或执政党是否重视科学、技术及其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同时科学共同体内部自我利益的冲突也会影响其成效，通常采用评估程序的更公开透明化和更严格的回避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五、中国科技政策和咨询智库体制
　　1. 科技政策和咨询智库模式特点
　　中国科技政策和咨询智库体制呈现出科技体制条块分割严重，沟通、协调不够，国家层面统筹不足，独立性和多元性有待加强，人员专业素质、视野、和数量有待提高的整体特点，其中全国人大有很大的发挥余地。
　　2. 美国经验教训与中国的探讨
　　科技政策和咨询智库体制与经济社会政治体系密切相联，是现代民主、创新型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可以通过改革、试验、国际交流来建立健全自己的科技政策和咨询智库建设体制，建设民主、文明、创新型的现代化国家。
　　设立国家科技顾问委员会作为改革试点，过程尽可能公开、透明、减少利益冲突，成员应选视野宽广、公正无私、专业懂行。如中国科学院可以组织院内外专家做出公开咨询报告，利用已有的科学、工程、科技管理、科技史等方面的优势，开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科技战略咨询，同时加强科技战略咨询方面的基础研究和人员培训。